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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談景東彝族禁忌的生態倫理價值

          發布時間:2019-02-14 15:51:21 來源:未知 點擊: 收藏
          試談景東彝族禁忌的生態倫理價值顏仕勇摘要: 景東彝族禁忌是景東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體現著彝族地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
          試談景東彝族禁忌的生態倫理價值
          顏仕勇

           
           

           

          摘要: 景東彝族禁忌是景東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體現著彝族地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智慧。本文通過分析景東彝族有關動植物、山水、生產生活等的禁忌,揭示出景東彝族多樣性的禁忌背后所潛藏的哲學意蘊以及生態倫理價值,指出彝族族禁忌對促進景東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的保護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鍵詞: 彝族禁忌; 生存方式;生態保護;生物多樣性
            

          禁忌是禁戒普通人接觸的事、物或人,以及對此所具有的觀念。十九世紀初,宗教學者首先在太平洋波利尼西亞群島土著人觀察到禁忌現象。伴隨著時間的推移、民族的發展,一些原有的禁忌已經消失,但仍有很多民族保留著原有的多種多樣的禁忌。景東是我市彝族人口最多的縣份,它同其他民族共同生活于這片“紅土地”,同其他民族一樣也有許多禁忌。景東彝族由于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生產生活方式與文化的不同,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對天、地、人以及對待動植物的獨具特色的習俗和禁忌。這些看似簡單的禁忌對于有效保護“兩山”的生態環境起到了其他任何法律規范、制度措施所不能比擬的積極作用。
              

          一、景東彝族禁忌的多樣性表現樣式
             

          禁忌,從起源上講,它與原始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從景東彝族的各種禁忌內容來看,更多的禁忌起源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鬼神崇拜等。也就形成諸如農事、狩獵、飲食、婚姻、生育各個方面的禁忌。從這個意義上講,彝族禁忌的多樣性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地區環境的復雜性。從歷史的角度看,彝族地區群眾生存的環境與彝族的禁忌有著密切的關系。有什么樣的生存環境就會形成什么樣的禁忌;同時,有什么樣的禁忌也會影響什么樣的自然環境。二是彝族文化的多樣性。禁忌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文化樣式,它體現和表征著本民族的文化內涵。景東彝族有5個支系,各個支系由于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不同就會形成具有本支系特色的禁忌文化。三是生產活動的多樣性。景東彝族主要居住在廣大的無量山和哀牢山區,生存環境的差異會產生不同的生產方式,進而形成特色鮮明的禁忌。例如,彝族善狩獵,就會形成諸多關于動物的禁忌;彝族崇拜植物,就會形成對農作物、樹木的禁忌;彝族人認為山水有神靈,就會形成對山水的禁忌;等等。從這可以看出,景東族禁忌必然體現出多樣的特征。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植物禁忌。景東素有“天然綠色寶庫”“天然物種基因庫”“動植物王國”之稱,植物對于彝族的生存有著重大的意義,自然而然的,當地群眾形成了最原始的關于某些植物的禁忌。植物禁忌大致表現為:一是賦植物以神靈。彝族人認為,在村寨附近的一片茂密的樹林里,為寨神棲身之所,是他保佑了村寨人丁發達,六畜興旺、五谷豐登。因此,彝族禁止在神林中砍樹、放牧、追捕動物。如安定中倉村彝族群眾把龍神供在一株大樹旁進行祭祀;有些地方的彝族還要劃出一片樹林,稱為“龍林”,嚴禁砍伐和放牧。二是祭祀農作物靈魂。由于彝族地區以農業生產為獲取生存資料的主要手段,所以,彝族就認為農作物的收成跟某種神秘的力量有關,認為有“谷神”,要祭祀谷魂。如龍街、太忠、大街等地的彝族在農歷六月二十四日這一天,農戶們都要在各自的田間地頭殺雞祭祀。所祭為玉麥祖,為玉米神叫魂。祭祀時在地理以土塊搭一小樓臺,象征來年豐收之兆,表示谷米滿倉。有的彝族人家在播種之前、收獲之后都舉行各種各樣的祭祀活動,以保佑糧食豐收、收獲的糧食能夠常新不壞;在田間地頭不能說不吉利的話,在特殊的節日、祭祀、節氣不能下田耕作,嚴禁進行挖地、砍田頭的樹木等。
             

          其次,動物禁忌。一是感恩于動物。例如,彝族人忌吃狗肉,因傳說古時候的人是從狗尾巴上取下黏附著的稻穗作為種子,大家才開始有大米吃的。為了紀念狗的功勞,不但不能殺它,還要在“嘗新節”吃新糧前,先給狗吃新米飯,在大年初一日用餐時首先喂狗飯,并加一塊肉,表示對狗的敬重。二是崇拜牛。正月初一日至初三日或初七日牛王節的時候,一般不放牧,要給牛喂青草、精飼料等。三是崇拜野生的飛禽走獸。彝族獵人在家要擺獵神堂,供獵獲動物的頭、肋骨等。四是崇拜虎,認為虎是吉祥物,自稱是虎的民族。因此,彝族人忌獵殺虎。綜觀景東彝族的動物禁忌現象,可以看到出于對動物,尤其是山中猛禽威獸的崇拜,即認為認可通過崇拜使猛禽威獸的勇猛威力附著于自己的身體之中,從而自身也便能具有無窮的活力,在獵獲的過程中得到豐盛的獵物。所以在彝族中都有突出崇拜虎、熊、豹、鷹等猛禽威獸的行為,也就形成各種關于它們的禁忌。 。
             

          第三,山水禁忌。景東彝族大多居住在交通封閉的崇山峻林之中,久而久之,他們對周圍的山、水產生了諸多的情感。這種休戚相關的最典型表現就是他們圍繞山水形成的各種禁忌。一是山禁忌。山是彝族族自然崇拜的基本形式之一。他們要么把山視做本族的始祖;要么認為山有山神,山就是“山神”居住的地方;更有甚者認為山就是本民族氣質、性格的象征。這樣也就形成關于山的諸多禁忌。彝族村寨都有固定的山神廟,內供石頭山神,每逢春節和遇遺失牲畜時,都要殺雞祭獻,祈求人畜平安。為死者上墳或清明節時,要殺雞獻山神,祈求保護死者和在世的老幼平安,以免沖撞了山神。彝族還規定,禁止在不適宜的時間上山,禁止隨意砍伐灌木等。如果那樣做了,就會受到懲罰。二是水禁忌。水是生命的源泉;早在古希臘時期,泰勒斯就認為:水是萬物之基,當代人認為水是萬物之源,而當它泛濫成災時,又會給人們帶來極為嚴重的危害。所以,水在彝族群眾的心目中有著非常復雜的情感。彝族人認為,水井有井龍王,泉潭有泉龍王,河有河神。彝族人在每年春節的初一日早晨要到水井邊請“仙水”,通稱“請水”。請水時要燒三炷香,往井里撒米和銀器,口念吉語:“不干不凈水打出去,三災八難水打出去,一切不利水打出去,金銀財寶水舀進來。”語畢,取“仙水”回家。一方面,他們崇拜水,奉水為上天所賜,有水神存在,所以要舉行集體祭水的儀式,祈求水神恩賜。水能驅邪,能驅邪治病、有潔身健體的神力。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凡水有鬼;這個水鬼能使人患腹瀉腸鳴、口舌生瘡、手臂腫痛等病癥。所以禁止破壞龍潭、神井、神泉、神河的水源,如果破壞的話,就會遭到水神的懲罰。
           

          第四,生產生活禁忌。生產生活禁忌主要涉及生產生活中某些特殊場合的禁忌,有些直接來自對生產生活經驗的總結。彝族喜愛狩獵,但他們對狩獵的種類、時間都有一定限制和禁忌。狩獵是在野外特殊的自然環境中進行的,山地、森林是狩獵的自然場所,由于狩獵對自然和動物資源的依賴性很強,危險性較大,因而人們對出列懷著敬畏而恐懼的心理,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各種狩獵禁忌習俗。彝族在出獵前都要舉行祭祀儀式,在狩獵時也都有具體的禁忌。如,忌打懷患、產患孵卵的動物;對正在交配的動物、正在哺乳的動物忌捕殺;忌在春天捕獵。
           

          可見,景東彝族對待自然的習慣做法和禁忌,盡管是較原始、神秘的,但它折射出彝族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人不是自然的敵人,而是自然的朋友。各種對待自然的禁忌,作為彝族處理自身和環境關系的行為準則,其生態倫理意蘊是顯而易見的。
           

          二、景東彝族禁忌的哲學解析
            

          景東彝族禁忌的形成是根植于他們的民族性之中的,是廣大群眾長期與自然相處過程中以直觀經驗的方式對宇宙、自然的認識和把握,是民族意識自覺的文化性產物。這集中體現著彝族群眾的生存智慧,表征著作為矛盾性存在的“人”的生存樣式,即一種整體觀指導下的人與宇宙、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講,彝族禁忌不是自發產生的,在任何時候它只能是彝族先民對于所生存的周圍環境的適應,只能是關于現實生產生活的利弊分析,只能是對日常生活的“日常性”理解并由此形成基于宗教觀念、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的各種規則、習俗、禁忌。由此可見,彝族的文化樣式只能是彝族地區人民群眾關于自我存在的自我意識,他們以自我理解的文化表現形式反映出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對未來理想生活的向往。有鑒于此,我們對于景東彝族禁忌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于事實描述的層面,必須從現有的事實出發,從“人的存在的矛盾性出發”,揭示出其深刻的哲學意蘊和倫理價值。彝族生存方式對自然的依賴是其現實根源。
             

          1.彝族的生存方式就是廣大群眾的生存的具體樣式,是生存在特定條件下的具體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彝族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彝族群眾“為使自身需要得到滿足而與周圍環境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活動所憑借的條件和采取的形式。”〔1〕( p.310.)自身需要的滿足是人之生命得延續的根本保障,這是每一個種族要存在下去的前提條件。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2〕( p.2)兩種生產,一個是物質資料的生產;另一個是人類自身的生產。要實現人類自身的生產,人要作為一種存在得以存在,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通過向自然界獲取必要的資源,求得生活資料本身。同時,也只有人類自身的種的蕃衍不斷進行下去,才能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者”,才能保證物質財富被持續的積累起來,才能最終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景東彝族地區廣大民眾之所以會形成這樣或那樣的禁忌,原因就在于“實踐的人”的存在的矛盾性。一方面,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人類無法超越自然對自己的制約;另一方面,人又是社會的存在物,人得超越現實對自我的約束,使“生存”成為“生活”本身,彰顯生命的價值。因而,理解彝族的禁忌,首先必須理解彝族大眾這種從大自然獲取生存資料的方式,必須深刻理解“實踐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即把彝族禁忌理解為是作為實踐主體的廣大民眾的實踐過程的產物。由此可見,彝族禁忌是彝族生存智慧的集中體現,內容涵蓋彝族人民對于大自然的價值認可、關系處理以及未來可持續發展等諸多方面。
             

          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 ,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說,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于他的對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這些對象是他需要的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3〕( p.105)由此可見,作為自然存在的人,彝族群眾無法也不能擺脫環境對他們生活的影響。作為“有生命的能動的自然存在物”,廣大彝族群眾不僅要適應生存的環境還得改造周圍的環境,使之更有利于他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禁忌的產生就具有這樣的價值取向:解釋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生產活動中,由于諸多因素的限制,他們總會遇到一些自然界中紛繁蕪雜的問題而無法用科學來加以解釋。是否可以不解釋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這不符合人的本性。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在實際生活中,他們不得不依賴于自然求得自我的發展。在沒辦法用科學加以解釋以前,唯一能做的就是給一個符合當下認識能力的解釋。在他們看來,在“我”之外似乎就存在一種超自然、超人類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左右著“我們”的生活,影響著“我們”的發展。這種力量就是來源于“神”——一種具有“人的特性”的外在性存在物。基于對“神”的敬畏之情,他們就會把日常生產中的行為分為“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兩類。并賦予其“神秘性”的內涵,從而為人的行為找到“合理性”依據。
             

          人又是矛盾性的存在物。“人類存在的矛盾性,從根本上說,就是人類存在的實踐性;或者說,人類存在的實踐性,是人類存在的全部矛盾性的根源。”〔4〕(p.154)也就是說,正是彝族地區廣大人民群眾生存的實踐決定了他們既要立足于自然又要超越自然,既要使實踐活動合乎目的性又要合乎規律性,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有機的統一起來,從而能夠在客體主體化和主體客體化的過程中實現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對立統一。實踐是一切文化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正是在彝族群眾“改造自然”“求得生存”的過程中,禁忌作為一種時代的產物產生了。可以說,沒有人民群眾改造自然的活動,就沒有他們對于諸多自然現象的深刻認識,不論這種認識對與錯,它都是人們對于外界的認識,這種認識每向前走一步,都標志著人類認識世界能力的進一步提高。正如卡西爾在《人論》中所言:“人被宣稱為應當是不斷地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個在他生存的每時每刻都必須審問和審視他的生存狀況的存在物。人類生活的真正價值,恰恰就在于這種審視中,存在于這種人類生活的批判態度中。”〔5〕(p.9)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人不但要維持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賦予自己的生命以意義。認識外在世界、解釋外在世界、并且在此基礎上改造外在世界,他們共同構成了人實踐活動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景東彝族地區關于自在世界和自為世界的禁忌,實質就是廣大彝族群眾作為“活生生的實踐著的人”對所生活世界的認識,是根源于人所賴以生存的自然又超越于自然本身的認識。
             

          2.景東彝族禁忌的哲學基礎。正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景東彝民族禁忌的產生是彝族地區人民生產過程的必然結果,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現實的人的”實踐的結果。首先應當指出的是禁忌是產生于彝族群眾生活的現實環境的,因此對于以往我們一提起彝族的文化現象就籠統的打上“落后”“愚昧”“山倮倮”等烙印的偏頗認識要結合實際的情況加以分析;其次,禁忌也反映出景東彝族地區人民在實踐過程中對宇宙、自然及周圍世界的認識狀況。
             

          第一,景東彝族禁忌是生存智慧的集中體現。文化是時代精神的反映,任何文化都無法也不可能超越他所產生的時代。彝族的禁忌作為彝族文化的一部分是和彝族所處的時代、所處的現實環境分不開的。生存環境的復雜性、生產方式的落后性、人對自然的依賴性以及觀念的滯后性都無一例外的體現在彝族的禁忌上。眾所周知,景東彝族大多處在無量山和哀牢山區。雖然山川壯麗、資源豐富,但阻隔重重、交通不便,自然條件較差,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社會形態的演進。因而,長期以來,彝族群眾對他們周圍環境的依賴性很強,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無時無刻不與周圍的環境發生這樣那樣的關系。首先,在他們看來,在自然界的確存在著一種超乎與人之外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這種力量時刻起著它的作用,制約人的活動,警示人的行為,久而久之,在人們的觀念中就對周圍的動植物、山水、火等形成強烈的崇拜、敬畏之感。其次,由于人們的生活必須依賴于大自然,他們逐漸認識到自然對于個人、村落乃至整個民族的繁衍生息有著巨大的作用。自然界萬物不僅僅是一種外在于人的存在,在更為深刻的意義上講,他們是“有生命的存在”,對于“我”的存在和發展是有價值的。它滿足彝族地區群眾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為人的生活提供食物、水、能源等。正是基于這種“功利性”的理解,在彝族人民看來,自然界萬物同人一樣都是生命有機體,并與人一道處于宇宙整體生命的鏈條之上的,只不過人是處于這一生命鏈條的上端。最后,自然界不僅滿足了人的需要,它還“滿足其他生命存在和發展的需要”〔6〕(p.69)在自然界,每種生物都和其他生物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共同構成有機的生態系統,為人的生活提供著各種各樣的資源。由此可以看出,景東彝族禁忌作為一種客觀的文化性存在,是基于彝族群眾在生活過程中認識和價值判斷的。
             

          第二,景東彝族禁忌是萬物一體的整體觀的集中體現。生活在彝族地區的群眾,在自身的實踐過程中認識到自然與人的依存關系。以 “萬物有靈”和“萬物有價值”為核心思想,形成了關于動植物、山水和自身生活的各種禁忌,并以“神秘”的方式在本民族加以宣揚,從而內化到每個村民的心中,代代相傳,形成傳統,成為彝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是彝族群眾在實踐過程中的一個創造。盡管說這些禁忌帶有神秘性、原始性、宗教性的特點,但他本質上體現出彝族群眾對于自然的認識。在他們看來,人與自然就其本質上來講是天然統一的。因為人和自然界的萬物一樣,都是整個宇宙中的存在物,都是“神”“上天”的創造物。這是一種原始的、樸素的萬物一體觀,即“天人合一”觀。與原有的一種建立在以人道為中心、以天道為依據基礎上的理性觀念不同,彝族生存智慧中的“天人合一”觀更類似“遠古時代的‘天人合一’觀念,與其說是一種觀念,不如說是一種信念。”〔7〕(p.7)這種信念是一種樸素的原始狀態的存在,“信念的基礎是崇拜”。從這個意義上講,彝族禁忌無疑是他們對自身同自然關系的較為深刻的認識基礎上所提出的一種人應當如何對待自然界的特殊的道德規范。
              

          第三,景東彝族禁忌的哲學意義。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彝族禁忌的產生體現了彝族群眾在生存過程中對外在世界的認識與把握,是一種樸素意義上的“天人合一”觀。同時,彝族禁忌在更深的層次上體現出彝族群眾對自身作為一種“生命存在”的生存意義的思考。人是有限的存在,原因在于人始終無法擺脫外在世界對自我的制約。人依賴于自然可以超越自然,怎么超越?馬克思早在談到人與動物的區別時指出:“動物知識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則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8〕(p.58)也就是說,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人能按照“任何物種的尺度”來生產,也就是按照世界的各種存在物的“客觀規律”來進行生產,這表明,人是可以認識、把握、運用客觀世界的規律來進行生產的存在;同時,又可以依自己的要求進行生產的“合目的性”存在。從而在“合規律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中使自己的生命活動達到“自在”與“自為”相統一的“自由”境界。禁忌從某種意義上恰恰就為彝族地區群眾的活動提供了“合理性”解釋,在人與自然的張力中實現了人的自由和價值,同時也實現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平衡,它構成了生態系統穩定和平衡的價值基礎。
           

          三 、景東彝族禁忌的生態倫理學價值
           

          在生物多樣性與景東彝族文化多樣性的協同進化關系方面,我國學者較先證明了傳統文化信仰對植物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影響的觀點,主張承認傳統信仰文化中對保護自然的積極因素,從而有利于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自然保護的行動。景東彝族禁忌就其本質而言是彝族群眾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產物。禁忌制約了人的行為,使人們在進行日常生產活動的過程中意識到“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尤其是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生態環境的保護改善了彝族地區人民的生存狀況,使彝族地區人民更加意識到禁忌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說,禁忌和彝族地區生態的保護具有一定的因果的關系。
            

          1.植物禁忌與植物多樣性。不論是把植物看成“神”,或者認為某些植物有“靈魂”,從而設定一些特殊的禁忌,這些都使當地的樹木免于被砍伐,灌木免于被燒毀的境地。從而有效的保護了植物的多樣性。彝族“神林”的崇拜,使彝族地區的生態得到了有效的恢復,對植物的保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體現了景東彝族對生存方式與自然生態關系的理解,有效地保護了本地區植物的多樣性,使景東“動植物王國”的稱號得以保持。
              

          2.動物禁忌與物種保護。感恩于動物,崇尚動物的某些習性,求食于動物。這些對動物的禁忌都直接或間接的達到了保護動物的目的。例如,彝族對于水鳥、松鼠、布谷鳥、八哥、虎豹、野貓、猴子等的圖騰和禁忌,客觀上起到了保護動物,有效地控制人們的行為的作用,對彝族地區動物的多樣性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因為敬畏所以“不敢對所禁忌的事物有任何的輕舉妄動”。這些都表明,彝族禁忌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巨大的生態倫理學價值和意義。
              

          3.山水禁忌與生態環境的保護。基于對人與山水關系的認識基礎上形成的山水禁忌,體現了景東彝族人民保持自然和諧完整的生態意識。彝民族人民像愛護生命一樣愛護自然,并逐漸形成了一套保護生態環境的宗教禁忌、世俗禁忌,通過神靈和宗法制度的權威以規范人們的行為,從而在他們的觀念中確立了保護山林、水源等自然資源是每個個體必須履行的生態道德義務。長期以來,禁忌已經內化為一種心理上的堅定信念和行為,一種倫理規范。從遠古時代起,彝族把那些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山山水水視為有生命的生靈、神明的化身。禁忌的本質特征就是虛構危險、恐懼心理和自我限制及消極防衛,通過制約人的行為,使人們意識到在日常生活中該怎么做,是彝族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產物。在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今天,在全人類未來越來越受到環境危機的威脅時,發掘彝族山水禁忌中生態保護的內涵并賦以其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將會使山水禁忌在今后的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崇拜神靈的景東彝族,在對山神水神的敬畏過程中,自覺地維護和保護了自然生態環境,其山水禁忌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這種根植于彝族地區的生態倫理觀念,為景東生態環境的穩定性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使景成為“動植物王國”“綠色天堂”“天然氧巴”“生態景東”,更為景東“轉型發展、綠色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
           

          綜上所述,景東彝族禁忌實質上就是彝族哲學思想和文化的體現,是彝族地區群眾在生產、生活過程中智慧的結晶。它表征著彝族地區人民對自然、自我的把握和理解,體現出景東彝族群眾作為“矛盾性”存在的自覺。“我”和“自我”具有同一性,“我”和“自然”也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人的生存必須依賴于人之外的自然,因此,人有責任保護其所賴以生存的生物圈的平衡,自覺意識并處理好生物間關系,彝族禁忌出于生存論的立場,自覺不自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從而以禁忌的形式來規范人們對待自然的行為。自然同人一樣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彝族禁忌的出現就是他們對這種價值的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講,景東彝族禁忌保護了景東的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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